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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6年富二代，跨界做钻石生意｜寻找95后创业者

情侣创办兼职app，公司市值过亿

县城的房子都卖给了谁

一、96年富二代，跨界做钻石生意｜寻找95后创业者

浦奕柳是ANOTA的创始人。ANOTA是一个可持续新奢珠宝品牌，通过实现材质、工艺与设计的创新，希望打造出可多场景佩戴且环保的培育钻石类产品。

生于1996年的浦奕柳把ANOTA定义成自己的第四次创业。目前，ANOTA已完成由梅花创投独家投资的种子轮融资。

“当时浦奕柳拿着设计图稿，让我猜首饰的定价和成本。我一看，设计很超前，又是钻石做的，成本至少也得上万。”但令梅花创投创始合伙人吴世春惊讶的是，培育钻石新材质可以让原本高昂的成本降低很多，售价几万元的产品，看起来能有售价几十万的质感。

“当时我就觉得，这个项目的赛道可以，毛利也可以。在质量一样、设计一样的前提下，1/3的价格是可以颠覆一个行业的。”吴世春说。

浦奕柳告诉《中国企业家》，近期ANOTA已经拿到了上千万的天使轮TS，预计一个月内完成。本轮融资将用于打磨ANOTA首家线下旗舰店。

浦奕柳的所谓创业经历看上去有些“另类”——

14岁读德威国际高中时，浦奕柳就在校内成立公益组织，并带领同学在线下开格子铺，赚钱用于维持公益组织运转。18岁，在美国读商科的浦奕柳休学一年，回国成立了集餐厅、超市为一体的麦古有机生活馆，在生活馆实现盈亏平衡后，浦奕柳选择卖出股份，回到学校继续读书。21岁，本科毕业刚5天，浦奕柳就受朋友之邀，回国加入联医集团担任合伙人，负责战略规划、组织管理和投融资。

2021年，浦奕柳选择再次创业，成立ANOTA。浦奕柳的野心是，创立一个依托中国供应链的世界级品牌。

涉足商界以来，浦奕柳一直在跨行——从公益到餐饮，再到医疗和时尚行业。也有不少人质疑： 这样一个不断跨行、屡次“创业”的年轻姑娘，能做好一个品牌吗？

浦奕柳认为，一个创业者能够将自己的人脉和资源盘活并最大限度利用，是一种必要能力。

一位富二代的非典型成长

吴世春还清晰记得第一次见浦奕柳的场景。

那时的浦奕柳还未满25周岁，拿着ANOTA的产品设计图稿，坐在梅花创投的办公室里说，“我要做一个世界品牌。”梅花创投自成立以来投过600多个早期项目，但极少投资25岁以下的创业者。 吴世春之所以愿意投资，除了ANOTA的赛道和设计理念，还有这个女孩长达12年的“创龄”。

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，浦奕柳从小便对商业耳濡目染。从四五岁开始，父母就会带着她出席一些商务场合，甚至旁听一些会议。但接下来的故事走向并非“富二代接手家族企业”。

14岁时，浦奕柳离开了江阴的家，一个人去苏州的德威国际高中读书。她开始独居，自己上学、做饭、洗衣服，经历了一段“放养式”成长后，浦奕柳也萌生出创业的念头。

在德威，很多学生为了申请一个好的学校，需要增加一些社会履历，浦奕柳选择成立了一个学校里的公益组织。公益需要经费，浦奕柳鼓起勇气去找苏州本地的企业家拉投资，但对方觉得是一群小孩子在过家家，并没有投资。短期内筹不到款，浦奕柳决定自己创业赚钱，她向学校借了5000块钱，带领公益组织的学生去开格子铺，学进货、出货、盘货、记账，由此获得第一桶金。

尝试到创业的滋味后，浦奕柳想要尝试更多商业模式，做更大的生意。18岁，已经去美国留学的浦奕柳决定休学一年，回苏州开了一家集餐厅、超市为一体的麦古有机生活馆。彼时，倡导健康生活理念的有机生活馆的概念在美国很风靡，但在国内却鲜少有人实践。

作为麦古有机生活馆的总经理，浦奕柳负责麦古整体的品牌和市场。麦古运营起来后，很快实现盈亏平衡，但浦奕柳没有继续。她把麦古的股权卖给合伙人后，又回到美国继续读书。

当时的浦奕柳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说过，“麦古不会是我唯一的事业，但是一定是我成长的重要一步。”

21岁，浦奕柳刚本科毕业5天，还没来得及毕业旅行，就应朋友邀请回国加入联医集团担任合伙人，负责战略规划、组织管理和投融资。联医是一家以互联网驱动的医疗器械出海公司，主要是将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进行整合，与海外的医疗需求进行对接。

与学生时期的创业实践不同，联医三年，让浦奕柳尝尽创业的苦滋味。联医的员工多以70后、80后为主，1996年出生的浦奕柳，是全公司年龄最小的人。摆在她面前的管理难题是—— 医疗本身就是高门槛、重资历的行业，一个初出茅庐的非科班年轻姑娘，如何让手下百十号人信服、搞定合作伙伴？

加入联医没多久，公司与合作方出现了一些纠纷，21岁的浦奕柳以联医合伙人的身份去找合作方寻求解决办法。对方看浦奕柳如此年轻，不相信她是管理层，以为派来一个小职员应付了事，直接把靠枕砸在浦奕柳头上，让她滚出去。浦奕柳强忍情绪处理完问题后，一个人回到酒店大哭了一场。

“公司运行中很多领域都在老员工的经验之外，比如商业模式探索，比如投融资，但这是我主修的专业。”浦奕柳告诉《中国企业家》。但学校教的终究只是理论，真上了战场，才发觉现实有多棘手，仅是融资就让浦奕柳彻夜难眠。

2018年，国内一级市场已经在下行，浦奕柳见了无数个投资人，但大多吃了闭门羹。最难熬的时候，联医的账面上只剩几十万，资金链已经断了，不得已之下，浦奕柳自己掏了500万元，才让联医熬过破产边缘。“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做一份事业就想All in，垫资的时候觉得哪怕公司没撑下去、创始人还不上钱，也不后悔。”浦奕柳说。

浦奕柳刚加入联医时，联医的GMV在一个亿左右，规模尚比较小，商业模式也偏向早期的贸易公司。她做行业分析时发现，海外的知名医疗器械品牌溢价很高，而他们的供应链都在中国。这让浦奕柳看到了联医的机会——把中国医疗器材供应链进行整合，输出中国自己的品牌。

联医开始着手用C2M模式拓展海外业务，经过打磨，终于把模式跑通。现金流正向后，融资也容易许多，2019年5月，在浦奕柳推动下，联医拿到国外基金2000万美元的B+轮投资。

加入之初，浦奕柳就与合伙人定下三年之约，“最多在联医做满三年，三年后我会去做自己的事业”。 三年期满，浦奕柳选择离开。“在我离开之前，联医的GMV已经比三年前翻了几十倍。”浦奕柳说。

针对ANOTA，浦奕柳钻研出一套独特打法。

不服气

在麦古有机生活馆，浦奕柳分析了当时的销售数据，发现大部分卖得好的产品都是国外品牌，但这些品牌实际上却是国内工厂的贴牌。18岁的浦奕柳很不服气，“凭什么国内供应链这么强，红利却让洋品牌占据？”在联医，浦奕柳又发现医疗器械产品也是同样的境遇。

由此，浦奕柳坚定了内心的想法： 要依托中国供应链，做一个中国的世界级品牌。

“但我的资历、年龄、各方面能力都还不够，所以我需要想办法让自己更快速度成长。”浦奕柳告诉《中国企业家》，“前三段创业让我在不同阶段锻造了不同能力。高中校内创业让我初步认识商业，麦古有机生活馆让我学会如何做PR和市场、如何做线下店，在联医我又学习如何做组织管理、投融资、供应链，这些都是做品牌必需的能力。”

2021年，浦奕柳觉得“人、时、势”都已经成熟，便创立了自己的品牌ANOTA。“人”指的是浦奕柳认为自己在经历12年的创业锻造后，已经具备品牌创业的能力。

“时”则指培育钻石取得技术突破，成本大幅降低，已具备产业化的时机，且大部分供应链都掌握在国内厂商手中。

培育钻石也叫作“实验室里长出来的钻石”。它以天然钻石或石墨粉为原料，人工模拟天然钻石自然生长的环境，通过特定技术，实现生长。而它与天然钻石的区别，仅在名字和时间上。一般而言，天然钻石在地底形成后需经数百万年的地壳运动才能被开采得到，而培育钻石省去了这个等待的时间，只要数周时间就可以直接获得。

当前的全球培育钻石产业链格局已较为明晰： 大多数品牌商的毛胚来自中国，上游钻石生产环节主要由中国把控。 国内涉足培育钻石的上市公司把控着全球80%的毛坯生产，甚至能稳定量产20~30克拉的培育钻石，他们90%的销路在国外。

据贝恩《2020年全球钻石行业报告》显示， 2016年，培育钻石成品零售价格约为天然钻石成品的80%，2018年培育钻石低成本量产技术突破后，培育钻石价格显著下降，2020年，这一比例下降至35%。

“势”则是国内消费趋势的变化。培育钻石又称“绿色钻石”，比天然钻石更环保、低碳且重视人文，在“碳中和”政策推动下，资本市场、消费者对培育钻石的认知度都在上升。

钻石开采公司戴比尔斯、珠宝品牌施华洛世奇、潘多拉等都入局该领域，中国本土珠宝品牌也在近两年开始试水培育钻石，例如老庙黄金母公司豫园股份、曼卡龙、潮宏基等，还有如ANOTA这样的新生品牌。国金证券相关研报显示，培育钻石饰品品牌商的毛利率普遍在50%~60%，净利率在10%~20%。

换言之，培育钻石尚是一片蓝海市场，赛道刚起步，新老玩家都有机会。

但真要获得投资人真金白银的支持，并不容易。 今年ANOTA在寻求天使轮融资，浦奕柳见了无数投资人，大部分投资人听完她的创意，都表示很有新意，赛道也很有成长性。但在是否投资上，这些投资人又摆摆手，“再看看。国内投这个赛道的机构太少了。我们再观望观望。”

在浦奕柳的定义里，ANOTA不完全是一个培育钻石品牌，而是一个“用新材料、新技术驱动的时尚品牌”，培育钻石只是ANOTA选用的第一个材料。未来ANOTA也会选用一些太空金属，例如钛合金等，SKU也将逐渐延伸至服装、包具等。

培育钻石也叫作“实验室里长出来的钻石”。它以天然钻石或石墨粉为原料，人工模拟天然钻石自然生长的环境，通过特定技术，实现生长。

资源+人脉

虽然自小生活优渥，但在创业上，浦奕柳看上去并不大手大脚。

“ANOTA做了这么多联名、推广，邀请这么多明星佩戴宣传，你猜猜营销一共花了多少钱？”浦奕柳狡黠地眨了眨眼睛，“创立一年多，我们才花了200多万，连种子轮都没花完。”同行看到ANOTA的“大手笔”，都猜测这个新生品牌至少烧掉了几千万。

在交谈中，“人脉”和“资源”二词被浦奕柳反复提及几十次。她并不在意这样是否会让自己稍显攀附。反之，她认为一个创业者能够将自己的人脉和资源盘活并最大限度利用，是一种必要能力。

珠宝与时尚两个行业看似联系紧密，其实打法完全不同。传统珠宝品牌的打法是花大价钱开线下门店、请代言人，不像时尚行业一样热衷玩联名，也很少上时尚周刊或是去时装周，设计师品牌更是在行业内没有任何话语权。

针对ANOTA，浦奕柳钻研出一套独特打法：发起艺术跨界项目，鼓励创作类明星艺人、NFT机构、艺术家基于ANOTA“生长主义”理念进行创作，每个月与艺术家、潮流人士、演员、歌手进行联名，不提前支付费用。联名的文艺从事者可以通过返点获得收入，也能够以ANOTA的设计为介质传递自己的精神思想。“这个模式已经跑通，每做一个联名，我们的确能够赚一些钱反哺公司。”

浦奕柳坦言，很多免费联名其实都是通过自己的人脉去撬动。而一些快闪店，也是做相关行业的朋友免费给自己提供的场地。 “我的生活跟创业是完全融合的，我的很多朋友其实就是我的合作伙伴，我可以和做房地产的朋友聊场地，和做投资的朋友聊融资，和经纪人朋友聊宣传，这种方式对我而言很高效。” 浦奕柳说。

浦奕柳的供应链合伙人，是她多年的朋友，也是工业级金刚石的资深从业者，掌握着国内80%培育钻石的上游毛坯。浦奕柳称，ANOTA拿到的毛坯价格，比市面上同等质量、最低的供应链价格还要再低30%。

毕业4年，浦奕柳一直处于高强度的创业中。早上8点起床，晚上12点回家已经成为常态，有时一个月有25天都在外地出差，剩下5天则是在出差的路上。本科期间，浦奕柳每周至少健身5次，但现在能够睡饱才是她最想要的。

抛去创业者的A面，浦奕柳也有作为95后女孩稚气的一面。她喜欢折腾头发，一个月能换好几次发型。月初是短发，月末又接了长发，前几天漂成银色，过几天又染回黑色。她觉得这是自己比较孩子气的一面——换一种发型代表换一个心情，她要通过头发来向外界传达自己的情绪。

2021年11月，浦奕柳曾做过一个演讲，主题是：做一个“奇怪”且“性感”的人。她认为，安迪·沃霍尔是奇怪且性感的，因为他把奇怪贯穿了自己的整个人生，同时，他把自己的奇怪通过艺术表现了出来，唤醒他人，让他人对他的奇怪是有感性认知的。

她把自己也定义成一个“奇怪的人”，叛逆，不合群。但要让她的奇怪能影响他人，形成“性感”的力量，或许是ANOTA要承担的使命吧。

二、情侣创办兼职app，公司市值过亿

王锐旭和甄蔼仪相识在大学里，俩人在一起之后发现彼此都对创业很感兴趣，于是俩人一起在学校开了几间格子铺。由于不懂经营，小铺开张不久之后亏损几千了块。王锐旭感到很沮丧，不过甄蔼仪给予他鼓励并劝他不要放弃。

俩人决定重振旗鼓！2013年，俩人成立了九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，组建了一个15人的核心队伍。王锐旭担任CEO，甄蔼仪担任COO。

不过公司很快又再次遭遇了困难。公司在9月份把兼职猫App推向市场，但是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投资人给他们投资，公司连续6个月都没有任何的收入，整个公司都陷入瘫痪状态。

在困难时期，活泼开朗的甄蔼仪通过唱歌来安慰大家，鼓舞团队士气。为了让甄蔼仪离开兼职猫团队，家里还打电话让她回去相亲。然而甄蔼仪早已决定要和王锐旭走下去，没有听从家里人的话。最后这对情侣终于在创业上得到了回报。

2014年，兼职猫获得了创新谷100万元的投资，之后又获得了A轮融资的300万美元，现在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了200万，公司估值过亿。

本文来自生意小哥，创业家系授权发布，略经编辑修改，版权归作者所有，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。[ 关注创业家公众号（ID:chuangyejia），读懂中国最赚钱的7000种生意 ]

三、县城的房子都卖给了谁

这是很多县城的图景：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离开县乡，去往更高线的城市，但他们又依赖家乡的资源保障自己以及下一代的生活。他们掏空几个钱包回县城买了房，像是买到一张通往更好生活的入场券，而那些房子本身，大多数时候，可能是鲜少居住的钢筋水泥。

文｜ 冯颖星

编辑｜ 楚明

冷清

这个夏天，在河南驻马店平舆县卖房的卫峥遭遇了职业生涯里最惨淡的销售季。循着既往的经验，这原本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之一。五一、端午假期轮番上阵，在外地工作的人们趁着这几天返回老家，带着在外辛苦打拼积攒的积蓄，只用20万元左右，便可首付县城的一套住宅。更多的时候，县城的人们不喜欢贷太多款，他们的首付款会付得更多，甚至达到六到八成。假期的几天时间内，能卖出平日20天的销量。

这几日，售楼部会被一种节日的氛围包裹。各种小游戏一轮接着一轮，比如吃西瓜大赛；小蛋糕、太阳伞等各种小礼物免费送，以此聚拢门店的人气。地产商们甚至还会占领县城居民们的朋友圈——转发点赞就有礼物拿。房子的折扣降到了最低，买房还送家电，但这些动作在2022年似乎都失效了。

当我抵达平舆这座位于豫东平原的县城，楼市的热度已经不在，从城东到城西，售楼部几乎都清清冷冷。有销售极力给我推荐房源，说「今年卖了几百套」，但她所在的售楼部四下无人，我是这天下午唯一的看房客。

当地楼市已经一段时间没有激起水花了。今年5月，首付门槛从30%下降到20%，利率一降再降，卫峥却愁眉不展，他深谙老百姓买涨不买跌的心理。「前几年，开一栋、清盘一栋，客户看了当天没下单，我说没关系，下个月继续涨，等他再来看，真的涨了，咬牙也要上车。」那几年的钱太好挣了，卫峥所在的楼盘，大多数销售自己都会买下两三处房产，「钱跟捡来的一样」。

他极力说服自己适应目前的境遇，「一家大开发商上个月也就卖了两套」。可卖不出房和公司考核的压力一并袭来。没有成交的日子里，考核也更加严格，他每天要拨出70个电话——有人专门检查他的通话记录，还要下乡去做宣传，说服村子里还没有买房的人家。大多数时候，到了村里，他只能见到几个没有经济能力的老人，再空返而归。

不止一次，卫峥把电话拨出去，电话另一端的声音传来，说自己还在外地，「回不去」，还有人说，「从春节离开家到现在，没挣到钱，咋买？」卫峥理解他们的无奈，「他们也不是不想买，回不来啊。」

县城的一套房子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一个当地体制内的人士告诉我，「没房，姑娘连你的面都不会见。」他是县城人，家里有一栋4层的自建房，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相处3年的女朋友还是以他在县城没有商品房为由和他分手。

在河南驻马店地区，2020年平舆县房地产开发增速为14.6%，是该市房地产开发增速最快的区县。与房地产快速发展对应的是，2021年，这个县城的GDP增速为10.56%，超过驻马店地区所有区县。

经济增长和城市容貌的改观会激发县城人的身份认同，当地的出租车司机会得意地跟外来的人说，平舆要比周边县城发展得都好，「周围县城的人也会来这儿买房」。但当夜幕降临，往西面的新城走去，道路宽阔而空旷，高楼林立，却又不见几户亮着灯光。在老城区里，有的小区除了一楼底商，楼上甚至漆黑一片。

平舆，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县，却浓缩着很多县城的这幅图景：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离开县乡，去往更高线的城市，但他们又依赖家乡的资源保障自己以及下一代的生活。他们掏空几个钱包回县城买了房，像是买到一张通往更好生活的入场券，而那些房子本身，大多数时候，可能是鲜少居住的钢筋水泥。

高楼林立，抬头不见几盏亮着的灯光 冯颖星 摄

100万

平舆城区不大，中国县城常见的「三纵三横」结构在这里同样适用。三条东西走向的主干道，三条纵穿南北的道路，大致就勾勒出了县城的形状。如果骑电动车沿着县城的最外环行驶上一圈，只需半个小时。

在这个县城，城乡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，沿着市区的主干路向西一直走，甚至不用穿越村庄，便能直接抵达隔壁的汝南县城。只是在这条路上，有几条不起眼的分叉，钻进去，现代的钢筋水泥楼房越来越少，高楼连着农田，平原一望无际，这便是平舆的乡镇与村庄了。

在当地，流传着一个说法，一个儿子100万。如果家里有儿子，那么构成他婚姻的必要条件是100万元的启动资金。

把这100万元拆开，县城的房子是首要必需品，一套普通的商品房大约五六十万元，毛坯。装修或者买车还要花去15万元左右，最后才是彩礼。大多数时候，彩礼需要分两次给，确立关系要给一次，订下结婚的日子要再给一次，两次要给出16-20万元不等。至于三金、婚纱照与摆酒席的钱，按照当地人的说法，「三万五万的，都是小头」。如果县城没有房子，后面的一整套程序都跟你没关系了。

这种金钱绑定婚恋的窒息感，将在过年的那几天里集中爆发。返乡的年轻人，会在家人的要求下，尽可能完成相亲、确立关系的婚配环节。速度更快的，可以在十几日内走完定亲与结婚的全部流程。村里的女孩比男孩少，当地的一位村干部王怀礼很认真地跟我说：「下手要趁早，晚了，姑娘就被挑走啦。」

在这个县城里，你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年龄压缩、人生折叠之感，人生节奏都在尽可能地往前赶。有时候你跟当地的年轻人谈起他们的婚姻，有人会特别强调，「我是合法婚姻」。在他们出生的村镇里，十八九岁就举办婚礼，再正常不过。

王怀礼20岁时经人介绍跟邻村的姑娘组成家庭，他的两个儿子又分别在20岁的时候成了家。现在，50岁出头的王怀礼已经是4个孙子的爷爷，最大的孙子今年13岁。

2017年五一假期，王怀礼的大儿子从外面回乡，首付25万元，在县城买了套110平米的三居室，「是给他2009年出生的大儿子买的」。这个1990年出生的小伙儿要给自己的孩子提前筹划，好让他7年后，不会因为房子，输在择偶的这条必经之路上。

这似乎是这个家庭难以摆脱的人生沿袭。在子女成家这件事上，当地的父母有种无法脱卸的强大责任感。这种责任与压力，又会直接传导到下一代身上。

王怀礼的大儿子成绩原本不错，初中去了县上最好的初中，高中又考上了县城最好的学校，让王怀礼很是得意。但读到高二，大儿子再也不愿读下去了。他眼看着父亲辛苦——自己还在读初中，父亲便开始攒钱给自己在村里盖房子，每攒到一点钱，自家一块宅基地上的房子就叮叮咣咣地再长高几尺。

因为有两个儿子，儿子们的婚房是这个家庭茶余饭后避免不了的话题。「我的娃太懂事了，他们听了心理都有压力」，王怀礼说。但他也不愿儿子放弃上学，任凭怎么劝说，大儿子还是辍学了，离家进了南方的电子厂。「他心疼我，『咱们不是城里领工资的家庭，一年只能种两季粮食，一季没收成，这一年就只够个吃饭』，他要自己去挣盖房子的钱。」

一年后，王怀礼初中还没有毕业的二儿子也走上了哥哥的老路。提起自己的两个儿子，王怀礼直了直腰，「懂事，能干，没有城里孩子娇生惯养的毛病，有时候两年才会回来一次」。

现在，两个90后儿子都在外为他们的孩子们奔波。他们要给自己的儿子攒出100万的「老婆本」。在当地，100万的「结婚标准」是2017年之后划定的，王怀礼将此解释为「随行就市」。也是在2017年，县城的四邻八乡突然掀起一阵进城买房的热潮，房子一天一个价格。邻里之间，谁家在县城买了房，其他有男孩的家庭便捏了把汗，生怕自己家给儿子攒的「本钱」要输给行情。买的人多了，县城房便成了谈婚论嫁的「最低标配」。

尽管心里并不乐意，但王怀礼的家庭也只能跟着行情去走，「没办法，你在这个环境里，村里的人，爱比」。

曾有房地产商打出「结婚先买房，轻松做新郎」标语 图源视觉中国

出走

为了挣到这100万，很多年轻人要离开老家。

今年5月，平舆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全员核酸检测，当地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，这轮全员核酸，共检测了60万人，这也被当地人们当作该县常住的实际人口数量。在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，平舆县共有户籍人口117.24万人。也就是说，近两年里，全县将近一半的人口都在外地。

这种出走，更多是「亲帮亲，邻带邻」的方式。在卫峥工作的楼盘，近半数女销售员的丈夫在南方做防水，这也是平舆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，起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。90年代，沿海城市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如火如荼，平舆人卷上铺盖，拎起沥青壶一路南下。凭借着25万防水大军的劳务输出，平舆也有了「防水之乡」的称号。

防水不是轻松的工作，技术门槛虽然不高，但需要手脚并用、烟熏火烤。楼顶是防水重要区域，雨天做不了工。卫峥听外出做防水的朋友讲，脚要不断往前推防水卷材，推过的卷材还要用火枪去烤。太阳就在头顶晒，楼顶的水气又往上蒸发，脖子上搭着的毛巾卷都浸透了，汗水还是顺着眼睛往下流，最热的时候，「头一栽，就啥也看不见了」。

当然，收入也丰厚。做其他工作，一天或许能挣到一二百的工钱，但干防水，「一天能挣450块，还是日结」。卫峥给我算了笔账，假如一家4个劳动力，留下一个看孩子，其他3个人都出去做防水，一个月能挣3万多元，不到两年就能在平舆县城买套房子，「生活的基本保障就有了」。更有头脑活络的，早早完成从「打零工」到「揽工程」的角色转变，成了平舆最富有的一批人。

浩浩荡荡的防水大军扎扎实实刺激了平舆的房地产。卫峥16岁就南下打工，2015年回到平舆，开始进入房地产行业。他的第一任老板是广东顺德人，瞅准平舆这个县城的商机，在县城西北面拿了一块地，取名「城市之心」。也在这个楼盘里，这个县城的人们第一次见到样板房，对未来的家有了具体的想象。

卫峥跟同事们背上统一的双肩包，穿着笔挺的制服，骑着统一的单车在县城里穿行。那是从大城市带来的全新营销方式，销售们的书包里背着「给平舆人的一封信」。信封贴着邮票，外观精致。信上写着，平舆人值得拥有更好的居住环境，他们应该在这座县城里享用到跟大城市一样的房子，并将在平舆这座县城里，建立新的地标。人们郑重地接过信封，把信仔仔细细地收藏了起来，「没人把它丢在垃圾桶里」。

这个楼盘里有91栋联排别墅，经卫峥之手销售出14套，「其中一半是在外地做防水的老板」。

后来，城市之心落成，有着罗马柱和西班牙风情，确实成了平舆新城的中心。随后的几年时间里，在城市之心的周边，越来越多的农田长出新楼盘，房价也跟着蹭蹭往上涨，2000元、3000元，后来涨到了4000多元。每开一栋楼立刻售罄，行情最好的时候，客户需要摇号，「拿着钱都买不到」。在县城北部，硬生生长出了一座新城，与城中村一路之隔，新旧之间，形成显著的对比。

这些年，很多县城都在大张旗鼓建新区，现代楼房开始成为县城人群的标配。人们从大城市返乡买房，而后继续涌入大城市，进行新一轮的打拼。县城的房子，某种程度上是这些人们衣锦还乡的标志物。

县城气派的新楼盘 冯颖星 摄

分离

房子买在县城，人却在外地。大多数时候，他们不得不与子女分离。

如果带着子女一起去大城市，则意味着更多的家庭经济消耗 ，「100万」目标的实现时间要被拉长。此外，他们的子女在大城市难以享受优质教育，也不能在异地参加高考。无数的案例也在提醒他们，许多在外地读过书的孩子，在高年级时回到老家，因为不适应新的环境，学习成绩可能一落千丈。

王怀礼对此也很无奈，在没有太多就业机会的县城，这近乎是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两难困境：留下，搞不了自家的经济；离开，又守不了孩子。

「不出去怎么办啊，他们的孩子还要留下来读书。县城里的房贷要还，以后结婚也要花钱，他们留下来陪伴，就没法挣钱。」 他说。

1997年出生的程好，是分离家庭后遗症的波及者之一。父母打小就不在身边，他不得不跟着亲戚们生活，小学转了三次学校，从村里转去县城，又跟随亲戚转回村里，常常刚熟悉学校的环境就要离开。到了初中，他进了县城的私立寄宿学校，才算终结了自己动荡的生活。

读初中时，程好周围都是跟他一样的「留守儿童」。10天放一次假，学生们极少回家，衣服都是自己洗。进入青春期，很多人一度不知道目标与方向在哪儿，「也不知道为啥学，不想学了就玩」。他的身边没有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样本。电话的另一端，父母也会对他叮嘱两句，但起不到引导作用，「离得那么远，他们也不知道你的真实状况，敷衍两句就过去了」。

虽然在一起的时间很短，甚至他们过年也不回来，他还是会想在深圳的父母。很多次，程好都在电话里跟父母提出，想去他们工作的地方看一看，最后得到的答案都是拒绝。「他们住得不好，说是瓦房，到处都是蚂蚁，睡觉又热。」

特岗教师吴凌玉在平舆的一所乡村小学任教，工作第一年教的是五年级。令她惊讶的是，一个班级里54个孩子，会背乘法口诀的只有20多个。她留心一数，班里的留守儿童，将近40个。少数几个孩子父母其中一方出去打工，留下一人照看他们，还不算完全的留守。

多次家访后，乡村小学校长李学智发现另一个现象：这些早早结婚又常年在外打拼的年轻父母中，离婚者的比例正在升高。他所在学校的学生中，有三分之一孩子的父母已经分开。

他关注到自己班上的一个男生，经常考第一名，但几乎不与同学打交道。「性格就像小鞭炮一样一点就着」。在课间，他不止一次看到这个孩子蹲在角落抱住自己，用手指抠地上的石块与沙子。有同学试图靠近他，这个孩子会立刻朝对方丢石头。经验告诉这个校长，当孩子出现这种性格孤僻的状态，多半是家庭出了问题。

留守儿童与母亲依依惜别 图源视觉中国

虹吸

100万装备赛里，程好是略显幸运的人。他的妻子是自己的高中同学，免去了相亲的烦累，岳父也格外体贴自己，彩礼一共「下」了8万6千元，极大地减轻了他原生家庭的负担。房子总归是要买的，在深圳收废品的父母拿出大约20万元的首付，剩下的贷款全家人一起还。

程好跟我说，自己在西安打工的岳父，没有像县城里的大多数家庭一样，要求他一定要在县城买房。只是，一想到自己儿时的留守经历，他觉得房子不管怎样都得买，「我得让我的孩子在县城好好上学」。

买房是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最直观的手段。近两年，平舆县推行划片入学，城区里有房及住、户一致的孩子会优先录取。教育资源在房子上产生的溢价，在县城也普遍存在。距离平舆县50公里的另一个县城上蔡，一所小学附近的一个次新小区，房价高出县城平均房价约三分之一，而且一房难求。

新学校和新校区伴随着新开发区出现，几年的时间里，常住人口60万人的平舆县，城区里小学的数量已经扩建至27所。县城因房地产而对乡镇生源的虹吸也更明显。

城区学校的体量愈发庞大。2021年秋季招生，平舆实验小学一年级共招收了18个教学班，入学第一天，学生家长发现，一个班里居然塞了100个学生。卫峥的女儿就读的小学，情况比实验小学稍好，一个班的学生数量在90名左右，但教室还是不够用，后来学校索性租了附近的一片空地，建了铁皮房，当作学生的临时教室。

在平舆县下辖的13个乡镇，则是另一番景象。近些年来，乡镇学校撤点并校，王怀礼的大孙女在村子里读到三年级，就不得不转去镇上的学校就读。村里的小学只开到三年级，再往上，班里的学生和老师都凑不够了。

王怀礼所在的村子，户籍人口共有3000多人。村里的小学，幼儿园与小学合并在了一起，也仅有60个学生。

李学智谈及他学校的状况时，感到很无奈。为了留住学生，一年中至少有4个月份，他不得不一趟又一趟地去村里家访，去说服那些想要转走但又有些犹豫的家长留下孩子，继续在村里接受低年级的教育。大多数时候，自己口干舌燥的劝说并不能够打动他们。回头看看自己的学校，这些年来，校舍的条件越来越好，分过来的特岗教师是清一色的本科学历，但上级学校的强大虹吸作用，一次又一次让他败下阵来。聊天过程中，他不止一次自嘲道：「不知哪一天，自己的学校就没了。」

王怀礼隔壁村的一所小学，情况也如此。目前，镇上最大的学校被称为完全小学，「完全」在这里的解释是，所有的年级都开全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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陪读奶奶

在平舆当地，流传着一种说法，「孩子都是给奶奶生的」。年轻父母离家，养育孩子的任务就落在爷爷奶奶身上。

每天早上，吴凌玉站在学校门口迎接学生们入校，总会看到这样的场面：一辆由爷爷或奶奶驾驶的三轮车上，腾腾腾下来三四个甚至四五个孩子。每次学校开家长会，台下坐的也是一群爷爷奶奶。

王怀礼的养孙任务繁重。大儿子的小女儿与二儿子的小女儿在同一年出生，孩子四五个月，儿媳们便把孩子留给了他和老伴儿，返回南方打工。为了照顾孩子，两三年的时间里，他和老伴儿没睡过一个整觉。孩子体质弱，时常生病，他们三天两头带着孩子往县城医院跑。白天为孙儿做饭、接送上下学，回家再洗四个孩子的衣裳。当年他们做父母，也不过只带两个孩子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却要带四个，「体力和精神双重折磨」。

早些年，王怀礼会在农闲时候去县城周边的工地打零工贴补家用，「一天总能挣到一两百块」，自从照顾这些孙辈，几年没有出去挣过钱。儿子们也知道他辛苦，及时打钱回来供孩子吃喝读书。

见到我当天，王怀礼刚拜托村民从县城取回大儿子的房产证。这套努力够到的房子，直到现在还没装修，已经闲置四年。

王翠萍的女儿也在县城买了房，去年，趁着春节回来的间隙，女儿女婿从新疆回来，找人把房子装了。王翠萍带着两个孙女住了进去。从此，她有了一个新的身份——陪读奶奶。

去年8月，12岁的大孙女面临小升初。儿媳与王翠萍商量，还是想送两个孩子去县城读书，大孙女读县里的私立寄宿学校，小孙女插班进公立学校。习惯了村里的生活，王翠萍心里一百个不乐意，但她习惯了隐忍，还是点了点头。

做陪读奶奶，意味着她原本的生活将被打破。因为老伴儿也跟着女儿去新疆打工，她不得不往返于县城与村庄，独自完成带孙陪读和料理10亩地的重任。

陪读之前，王翠萍去县城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儿媳临走前领她在县城里走了几遍，王翠萍的陪读生涯就算开始了。

从女儿家到小孙女学校是两个方向，骑电动车需要20分钟，无论严寒酷暑，王翠萍一天不落。带孩子的这些年，她的身体落下了一身的毛病，体重掉了30多斤，心脏和肠胃都不好。

好几次，送完孙女，骑车回家的路上，王翠萍都觉得撑不下去了，把电动车扔在一边，吞下速效救心丸，就在马路边上的树荫里倒下去，缓个十几分钟，起来拍拍土，继续骑行。

我们交谈时，王翠萍脖颈后面的膏药清晰可见。她今年57岁，头发灰白相间，脸上的皱纹堆叠在一起，自嘲说自己看起来像「七八十岁的人」。

在女儿家的小区里，王翠萍认识了一群跟她一样的陪读奶奶。送完孩子，她们围在小区的门洞里打牌。牌桌上，一群乡下来的奶奶们诉说着各自的苦，时常说着说着就落下泪来。到了下午5点，不管是否收拾好了情绪，她们起身就走，赶去接自家的孩子放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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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归

对很多从县城出去的人来讲，家乡还是要回去的。

一到春节，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像候鸟一般，从四面八方集中迁徙回乡。大多数时候，他们不会在县城停留，而是直奔村子里的老家。这时，村里会比县城更热闹，本就不宽的乡道被堵得水泄不通。在平舆农村，不管商品房买在哪里，人们总归要把老家的房子修得漂漂亮亮。

在当地，会听到这样的说法：「这里是你根啊，你不可能永远漂泊在外。」

「只有穷鬼才不修老家的房子，那些没修的，都是在县城买完房，没钱再修了。到那个份儿上，很尴尬的。」

「家里热热闹闹，房子至少能修200平，为什么要在县城『坐牢』。」

于是，你会在县城看到这样一幅图景，有人买了多年的房子，一天都没住过。有人买房时为了舒适，多加好几万去买梯户比少的房子，结果入住了很久，发现压根儿没几个人乘电梯。

对于县城里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群来说，在房价上涨的年代，房产是他们最重要的投资。「手里有点闲钱，不买房还能干什么？」至于入手的那些房子，「家里那么多房子，住不过来，再买谁去住啊」。

90后的父母走出县城，在更高线的城市开阔了视野，愈发感知到教育的重要作用。很多妈妈会在孩子临近中考、高考的时候回来。同时，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，开始意识到家庭教育以及父母陪伴的重要作用，试图寻找回乡的机会。

为了还房贷，程好21岁那年办完婚礼，就和妻子一起跟随父母去深圳打工。如今他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。他下过决心，不管如何都不要再让自己的孩子做留守儿童。他想过回县城开家炸鸡店，但看中的品牌被别人抢了先，只得暂时待在深圳，再找一些别的能带回去发展的机会。

眼下他遇到新麻烦。他举全家之力在县城购买的，承载着婚姻与教育双重功能的房子有了烂尾的风险。每维权一次，工地便零零星星进去几个工人，敲敲打打几日，然后又没了声响。在平舆这个县城，烂尾楼的数量并不多，他希望自己不会成为不走运的那一个。

我遇到当地的一位中产男士，买了市中心的商铺与公寓。在他买的那个楼盘，地下室都能被开发成格子铺来卖。后来，地产商险些造成烂尾，拖了几年之后，尚未达到交付标准也交房了。在这场博弈中，业主的期待已经越降越低，「已经不在意交付质量了，只要能交，我们也就认了」。后来，这名男士的两套公寓刚到手，转手就买了出去，「亏了十多万」。其中一套接手的，是一个从外地返乡的单亲妈妈。

最近河南其他县市的大蒜换房、小麦换房的戏码并未在平舆上演。在南方的一些县城，还有西瓜换房、水蜜桃换房，销售手段同样怪异，但也不难理解这背后的鲜明意图：吸引农民来买房。

房地产商知道县城的房子到底要卖给谁。在过去的十多年里，农民是县城城镇化的强大助力者，几乎撑起了县城的楼市。

早几年，每隔一阵，王怀礼总能见到城里来的中巴车，楼盘销售员们天花乱坠地讲上一通，便带走村民们进城看房。现在，销售们开来的小汽车已经没多少人再上了。

王怀礼粗略地盘算了一下，在他们村，以最小单位的「生产队」计算，共有80户人家，他知道的，有50多户在县城里已经买了房。他感觉，留给县城房的农村购买力，已经远不如从前那么充足了。

经历了楼市的高潮和落寞，卫峥此刻觉得茫然无措。身处平舆小城，他身边的同龄男性也不多了。待在县城的他，不得不继续跟外地的老乡们一个一个地打电话，向他们推销家里的房子。

新城区与城中村一路之隔 冯颖星 摄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卫峥、王怀礼、程好、吴凌玉、李学智、王翠萍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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