柏拉图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柏拉图理念和美学

柏拉图，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，他的《理想国》几乎和《荷马史诗》同样著名。就思想而论，柏拉图美学奠定了西方古典美学的基础，他提出的“理念”论美学，历来被后人重视和研究。正如20世纪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所说的一样，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对柏拉图思想的注脚，西方美学也不例外。

柏拉图哲学美学的出发点是“理念”，什么是“理念”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，但不少读者对此存在误解。

有人说，柏拉图的“理念'’是语言学上的“概念”，如花的“概念”、桌子的“概念”、人的“概念”等；这种说法并不准确。

语言学上的”概念”是指语言的“所指”——概念意义，这种“所指”不是独立之物，不同于柏拉图的“理念”。如桌子的“概念”不是客观存在，不同于生活中的桌子（人们一般不会说，除了生活中的桌子，世界上还有以“概念”形式存在的“桌子”）。后起思想家对柏拉图“理念”论的批评即是从这个层面立论。

如中世纪神学家威廉.奥卡姆认为（“奥卡姆剃刀”理论的提出者：用最简单的法则解释事物），“共相”（柏拉图的“理念”）仅仅只是语词符号，没有独立存在，如“花”的“概念”只是语言称谓，不指向外部存在。

与柏拉图“理念”论相关的还有一种流行说法，——“柏拉图式的恋爱”。很多人认为，“柏拉图式的恋爱”是指精神之爱。这种解释说对了三分之一，还有其他深层含义没有说出。

“柏拉图式恋爱”的核心要义是：一个人所爱恋的对象是“理念”，并非生活中的某个人（如一位姑娘或一个小伙子）。

柏拉图认为，世上的所有人都有“理念”，如张三有“理念”，李四有“理念”；张三、李四的“理念”就是人的共性或本质（essence）；所以，人的“理念”是普遍之物——某种“类型”的人，不是个体存在。

换言之，在柏拉图看来，一个人所爱恋的对象其实是某种“观念”型的人，而非生活中的某个人。比如有人喜欢“外向型”的人，有人喜欢“内向型”的人，他的恋爱对象必然符合他所欣赏的特定“类型”，这就是人的“理念”。

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同意柏拉图提出的“理念”定义，他认为，事物的“理念”即是事物的“类型”，又称为“通式”、“原理”或“一”（亚里斯多德，《形而上学》）。

据此，”柏拉图式的恋爱”的另一层含义才显现出来：因为人的恋爱对象是“理念”——人的某种“类型“，而人的“类型”本质不是感性存在（观念），所以这种恋爱只和精神（理性）有关，和个体无关。这是“柏拉图式恋爱”的一层含义（“理念”之爱又叫精神之爱）。

“柏拉图式的恋爱”带有理想主义色彩，体现了柏拉图“理念”论哲学的浪漫主义情怀。在柏拉图看来，真正的爱应该和永恒（理念）有关，和思想认识（理性）有关，与身体无关；所以“理念之爱”是一回事，“现实之爱”又是另一回事，两者不可混淆。

比如张三喜欢某种类型的人，如特定的身高、肤色、气质、性格、学历等，这是张三的“理想之爱”（理念），至于张三能否在生活中找到符合标准的某个人，又是另外一回事，两者不能等同起来。

通过上述分析，柏拉图“理念”论的含义基本呈现出来：在柏拉图看来，“理念”是事物的本质和本源，是感性事物存在的条件和根据，即亚里斯多德所谓的“终极因”（亚里斯多德，《形而上学》）。

就审美而言，柏拉图认为，世上任何事物的美都有美的原型和标准——美的“理念”，如一朵花有美的“理念”，一只陶罐有美的“理念”，一匹母马有美的“理念”（柏拉图，《大希庇阿斯篇》）。

在其代表作——《理想国》中，柏拉图深入阐发了美和“理念”的关系。

柏拉图引用了“床”的例子。他说，世界上有三种床：第一种床存在于天上，即神所设计的床，这个床没有缺点，完美无瑕，是最理想的床——床的“理念”；第二种床存在于尘世，即人们平时所使用的床，这种床和感性物质有关，是不完美的床，是理念之床的影子；第三种床是最低劣的床——艺术家描写的床（美的床），这种床是生活之床的模仿和影子，既不真实，又不能使用，几乎没有价值。

由此出发，柏拉图否定了艺术美的价值；他认为，艺术模仿生活的“外形”（shape），是生活的幻象和“影子”，最不真实。柏拉图毫不客气地把诗人赶出了“理想国”。

柏拉图以“理念之床”作为标准，否定了美的价值，走向了一条审美取消主义之路，这是柏拉图美学思想的局限性，经常遭到后人的批评。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话说，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论美学不符合辩证法精神——应当一分为二、辨证看待。

如何理解柏拉图“理念”论美学的实质呢？这里有一个参照视角——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——数学、几何学精神。

比如，西方文化之所以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，除了基督教文化因素外，还有一点关键区别：西方文化重视数学、几何学等理论科学；中国古代文化或者重视道德伦理（儒家文化），或者重视精神逍遥（道家文化），这个层面的区别至关重要。

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，西方文化自古希腊时代起便发展出对数学、几何学的强烈兴趣，如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。

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，宇宙的本源是“数”——数学、几何学的普遍原理，这种“数学”观念对柏拉图思想产生重要影响：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论美学即建立在数学、几何学思维的基础上。

举个例子，柏拉图认为，世上有两种三角形：一是几何学意义上的三角形——三角形的”定义”（三角形由三条线段相交而成，内角和等于180度）；二是人们画出来的三角形，这是生活世界中的三角形。

柏拉图说，只有几何学意义上的三角形才是真正的三角形——三角形的“理念”；生活世界中的三角形，无论人们画的如何精确，也不可能等于几何学上的三角形。比如几何学上的三角形没有大小、粗细、颜色之分，人们画出来的三角形则有许多区别。

所以几何学上的三角形是“思想认识”的对象，和人的感觉无关；生活中的三角形是经验对象，和感性有关。这是柏拉图“理念”论美学的思维方式——本质和现象的对立、理性和感性的对立。

柏拉图强调说，美的“理念”如同几何学上的三角形，永恒存在，不生不灭；美的“理念”是所有美的事物的来源和标准。柏拉图的上述看法代表了西方古典美学的基本观点，这种观念直至18世纪末、19世纪初才发生改变（浪漫主义美学认为，美的标准不是“理念”或普遍性，而是事物的个性或独特性）。

根据美的“理念”标准，柏拉图认为，艺术美的灵感来自对“理念”的“回忆”：艺术家忘却现实生活，借助于缪斯女神的附体就可以看到“理念”（希腊人认为，缪斯女神掌管文艺），这是柏拉图提出的艺术“灵感”说。

柏拉图认为，艺术创作不同于其他技艺（如裁缝），其他技艺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，艺术灵感只能依赖艺术家的天赋——如缪斯女神附体。柏拉图的上述看法启发了后来的康德。

康德认为，艺术创造无法学习（不同于其他技艺的模仿），这种能力和艺术天赋有关——一种神秘的创造能力；艺术家可以为艺术立法（制定规则），普通人则难以做到。

康德美学和柏拉图美学的区别在于：康德认为人的灵魂不能直观（理性不能直观），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有直观能力——通过回忆看到“理念”。所以康德美学导向浪漫主义（艺术表达情感），柏拉图美学代表古典审美理想——美的“理念”是普遍法则（如希腊悲剧、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戏剧）。

从跨文化比较角度看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看重柏拉图式的本质主义思维。在中国文化看来，世间万物皆由天地而生，并非来自天上的独立“理念”，这是中国文化思维方式的特色——“体用一源”论（本质和现象的统一、理性和感性的统一）。

比如老子认为，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（《道德经》第四十二章），意思是说，世间万物皆包含阴和阳两种元素，在自然之“气”的激荡下生生不息。这是一种唯物主义思想。

庄子认为，通天下一气耳（《庄子.知北游》），世间万物皆因“气”的聚合或离散而变化——因气聚而存在，因气散而消亡。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，不同于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说。

儒家的《中庸》或《易传》也提出了类似看法。儒家思想认为，世间万物皆因天地化合而生；天行健，地势坤——“天”是宇宙万物的主导，“地”是世间万物的依托，彼此融为一体，不可分割。这是儒家哲学的生态伦理观。

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论思想绵延两千多年，对西方哲学与美学产生重大影响，如亚里斯多德哲学、德国古典美学（康德、席勒、谢林、黑格尔）、中世纪“唯名论”和“唯实论”之争，都和柏拉图“理念”论有关。20世纪以后，随着存在主义（海德格尔）、语言哲学（维特根斯坦）以及分析哲学（罗素）的兴起，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论思维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被其它新的思维方式代替。

比如亚里斯多德哲学，亚里斯多德反对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论；他认为，事物的本体(substance)不是“理念”，而是“个别”；“理念”是事物的“共性”（共相），并非独立之物，“个体”（如一朵花、一棵树、一栋房子）才是第一性的存在，“理念”是第二性的存在。

在此基础上，亚里斯多德认为，艺术是生活的模仿，这种模仿不但真实（“艺术比历史更真实”），而且具有社会作用，如悲剧具有净化心理的道德功能。与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论相比，亚里斯多德美学更加合理，更符合生活实际。

再如中世纪的”唯名论“和”唯实论”之争。唯名论者（如威廉.奥卡姆）认为，“共相”（理念）仅仅是语词称谓，和事物的本质无关，非独立存在。唯实论者（如邓.司可脱）认为，“共相”代表事物的本质，是独立存在。两种观点互不相让，尖锐对立。经过基督教会的裁决，奥卡姆的“唯名论”被定为异端，“唯实论”取得胜利。

“唯实”、“唯名”之争关乎基督教信仰的核心——耶稣基督的人性和神性，意义重大：假如“共相”仅仅是语言称谓，非独立存在，耶稣基督如何“道成肉身”，如何获得普遍“人性”？耶稣基督又如何实现对“人”的救赎？为了维护基督教正统神学观——耶稣既具神性又具人性，“唯实论”最终战胜了“唯名论”。

随着现代语言学以及分析哲学的产生，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论美学不断遭到批评。根据语言学及分析哲学观点，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命题（如美的本质和现象的对立），可以分解为特定的语言学命题，形而上学思维属于语言现象（罗素）。维特根斯坦指出，柏拉图提出的哲学命题（理念和感性的对立）可以还原为“语言游戏”。

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同样批判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论思维。海德格尔认为，人的存在和世界不可分离，美的存在和真理的呈现同出一源——“存在”整体的敞开。

在《艺术作品的本源》一文中，海德格尔以梵高的名画——《农鞋》为例，分析了美和真理的关系。他认为，“农鞋”敞开了农妇的“生活世界”，展现了“大地”（自然界）的存在，在此基础上，存在者（如农田、庄稼、农鞋等）得以呈现出来；美的存在即真理的显现，两者无法分离。海德格尔的“真理”观颠覆了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论，重新恢复了人和世界的联系。

综上所述，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论对西方哲学与美学产生重要影响，这种影响就像如来佛的手掌心之于孙悟空，后者始终受到前者的控制，直至启蒙运动以后，西方美学才逐渐摆脱“理念”论思维方式的窠臼。这既是柏拉图思想的成就，也是一种历史的悲哀。